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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具抗战伞兵遗骨寻亲记

牺牲七十多年后,4具遗骸重见天日,经过鉴定比对,确定为牺牲的中国伞兵。其中三人的身份得到确认,第四具遗骸至今没能确定身份,只能暂时定名为“无名氏”。

湖南衡阳县洪市镇加福村(现明翰村),在四位“鸿翔部队”烈士遗骸暂厝地,志愿者向记者展示一位烈士的下颌骨。新京报记者吴江摄

文|新京报记者李一凡

编辑|王煜校对| 刘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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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5日,湖南衡阳县洪市镇,持续两天的小雨仍在淅淅沥沥。70岁的村卫生室医生刘龙初,背着手,绕着房后山头走了一圈。

四具抗日伞兵遗骸的出土,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村民口耳相传的“天降伞兵”传奇,透过硝烟,以一种异常真实的形式扑面而来。

儿时的刘龙初,曾目击村民从山上扯出白色的降落伞,平摊地上后,拉出尼龙伞绳当腰带使。

1945年6月,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“鸿翔部队”,在附近的台源寺地区与驻守日军进行过一次激烈交战。在这场战斗中,击毙日军96人,4名伞兵长眠于斯。

74年后,两家志愿组织拉起一支团队,对战场一带进行挖掘,并出土了4具遗骸,经过鉴定比对,确定为牺牲的中国伞兵,其中三人的身份得到确认。

海峡两岸,很多人在等待这一天。这是可以触摸的历史,也是寻亲的起点。

视频|湖南“4具抗战英烈遗骸” 待认领志愿者:经核实系鸿翔部队参战员。新京报“我们视频”出品

3平方米的“现场”

毛笔头大小的毛刷,轻扫掉覆盖在遗骸上的泥土,然后放上一束白菊。

盛放遗骸的托盘铺着白布,上面有三块破损伞布、一粒纽扣,和被临时充当“棺椁”、装殓尸体用的物资箱残块。

每一样东西,都要经过取样、编码、保存。随后,它们被分别装入带有编号的透明包装袋。

这是衡阳县洪市镇牧云寺地区,西北大学陈靓教授带领的考古团队,正在进行一次现场挖掘。

他脚下的这片土地,在74年前的抗战胜利前夕,曾经发生过一场规模不大,但堪称激烈的战斗。4名中国伞兵在战斗中殉国,遗体草草掩埋在牧云寺一带。

他们所在的部队,番号是伞兵第一团,代号“鸿翔部队”。

这是中国第一代伞兵。1944年1月1日,伞兵第一团成立之初,被称为“伞兵突击总队”,编成二十队。这一年,华中、华南战场上,中国军队正经历由被动防御,向主动进攻的战略调整。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报显示,台源寺战斗,参战人员共有“149(国军),16(美军),8(译员)”。

2018年5月起,陈靓所在的这支“遗骸挖掘团”,就在此扎根,勘探、挖掘3平方米的土地。在挖掘之初,一度没有任何发现。在更改挖掘位置后,终于发现一根腿骨、降落伞布碎片及衣服纽扣、牙膏皮残片等。2018年5月20日,考古专家确定,出土伞布的花纹属于抗日战争时期。

挖掘现场,志愿者带着塑胶手套,将一个下颌骨放入包装袋。这是挖掘出的第3具遗骸,袋子上被用马克笔,标记上了“M003”编号。

依据下颌骨无磨损、较完整样状,陈靓教授现场判断:这是块男性骸骨,年龄25至30岁间。四具遗骸陆续出土,并被统一编上“2018 HNHY”(2018,湖南衡阳)号码。

靠毛刷和竹签,一件一件清理,考古团队最终“解刨”出4具抗战时期的男性遗骸。

“鸿翔部队”曾经在1945年空降后驻扎的牧云寺如今仅存一根柱子和遍地的瓦砾。新京报记者吴江摄

遗骸在哪里?

3月5日下午,小雨渐大。距衡阳市区55公里、车程56分钟的牧云寺,在雨水冲刷下显得愈加荒颓。

“很难想象,这里曾容纳下200多伞兵”,唐海辉指着居民门口的石礅,神色有些惋惜,“这块紫色页岩,原来是牧云寺的柱墩子,现在被拿来家用。”

唐海辉是衡阳星光爱心会的志愿者,对抗战遗迹一直很感兴趣。在他眼前的牧云寺,青砖散落一地,残破的木桩在风雨中矗立。一块红色朱砂刻写的石碑上,依稀可辨立碑年代。

小山距离牧云寺两公里,2015年,这里新立了一块石碑。碑文正面刻有“中国伞兵及美军顾问之墓”,并简单记有立碑缘由,“公元1945年7月,四名伞兵及二名美军顾问,牺牲于台源寺战役”,立碑日期则是“2015年元月十六日”。

王延辉是立碑人之一。2013年,王延辉带着学生到衡阳县曲兰镇,本意是寻访“王船山文化”,偶然中发现了明翰村附近的牧云寺。

随着资料增多,一场尘封的战斗,在王延辉眼前逐渐清晰:抗战末期,伞兵“鸿翔部队”曾空降衡阳作战,驻扎于洪罗庙的牧云寺。20公里之外,便是衡阳台源寺战斗发生地。

如何确定阵亡伞兵墓穴位置,成为一个问题。衡阳保卫战研究学者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肖培加入了进来。2015年1月16日,经过前后六次实地走访、调研后,肖培与王延辉根据目击者口述,确定了阵亡官兵的埋骨地,随后,他们定制了墓碑,并进行简单的祭拜。

战斗结束了,碑立起来了,可是阵亡官兵的遗骸在哪里?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对疑似埋骨地进行挖掘。

迫于专业性及资金短缺,肖培与王延辉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挖掘时机。

衡阳星光爱心会和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两家机构的相继加入,让挖掘被推上日程。按照分工,前者负责核实村民口述,提供挖掘地点线索;后者则牵头“招兵买马”,外聘专家团队,并负责挖掘。

2018年5月19日,衡阳县洪市镇明翰村,遗骸挖掘工作正式启动。

挖掘工作持续近一年,随着四具遗体陆续出土,“身份”鉴定问题被摆上日程。围绕遗骸,唐海辉拍了300多张照片。

“身份确定前,我们心里都没底”,唐海辉的脑海中,不断推倒假设,又一遍遍重建,他害怕“竹篮打水”空欢喜一场。

唐海辉曾前往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。战后撰写保存的战报记载,在此次战斗中,“鸿翔部队”有一名“军官佐”和3名士兵牺牲,2名美军顾问负伤。

没有具体名单。

2019年2月18日,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,出土的三具遗骸样本“应均为东亚黄种人”。

陈靓据此判定,出土的4具遗骸系抗日战争时,突袭台源寺日军据点牺牲的伞兵官兵。

四位“鸿翔部队”烈士的遗骸于1945年安葬在牧云寺右前方的山坡,如今这个墓地周边早已建起村民的楼房(图中白色建筑)。新京报记者吴江摄

倒在黎明之前

陈玉龙的家离牧云寺不远。他记得,战斗结束后,官兵用竹躺椅抬着6个人,“当时还活着”,其中的4人陆续去世,“伞兵简易制作两个棺材,尸体用降落伞包裹,埋在了牧云寺斜对面的小山上”。

直到1951年,附近村民曾将坟地挖开,还发现过军靴、手表,以及降落伞布等物。

通过出土军装、物品的信息,现在可以确认的是,其中三具遗骸分别是:周剑敌,成都人;孙根长,浙江人;章峰,南洋华侨,祖籍广东梅县。

战斗结束仅仅一个多月后,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,抗战至此结束。“鸿翔部队”的四名官兵,没有看到这一天,他们倒在了黎明之前。

牺牲七十多年后,周剑敌、孙根长、章峰的遗骸重见天日。第四具遗骸至今没能确定身份,只能暂时定名为“无名氏”。

74年前那场“以少胜多”的台源寺作战中,全部150余名参战伞兵,除了周剑敌、孙根长、章峰和“无名氏”外,绝大多数都等来了抗战的胜利曙光,而他们4人,则倒在黎明之前。

刘勋加入“鸿翔部队”时,刚刚二十出头。他回忆,部队以美式装备为主,训练基地在昆明。入伍后经过了一年半的训练,除了步兵基本知识及作战技术外,还有地面基本跳伞,及空中跳伞训练,“每个官兵,必须实施空中跳伞5次,才能参加作战。”

在这样的严格训练下,成立一年的“鸿翔部队”堪称战绩彪炳,先后在两广和湖南日占区进行三次空降作战,在广东开平实施伞降突击,并攻占广西丹竹机场。

下一战,南岳脚下的湖南衡阳。

空降前,情报人员做了充分准备工作,降落地点,是处于敌人兵力空隙的一片小丘陵,官兵们在100米的高中实行空降。

此次空降,伞兵主要任务是,在敌人后方进行打击,阻挡日军进攻贵阳。在当地,日军的主要兵力聚集在台源寺,驻有一支加强连和骑兵中队,共计300人,负责维持后方秩序,并为前方8个师团提供物资补给。

抗战后期,中国军队已经逐步夺回制空权。1944年6月伞兵总队第二中队官兵,乘坐15架C46运输机,在20架战斗机护航下,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,空降到衡阳。

引擎轰鸣,一朵朵白莲花绽放在天空。

刘勋当时少尉排长,他记得,空降后没有继续作战,而是在小树林中的一座破庙隐蔽了两天。

这座小庙,就是牧云寺。那年12岁的明翰村村民陈玉龙,目睹了伞兵着陆的一幕,“着陆后,伞兵慢慢集合起来,排成队列,开向两三里路外的牧云寺”。

陈玉龙说,当时还有一名士兵,降落后受了伤。陈玉龙的父亲被请去用轿子抬伤兵,他因此也一路看热闹,跟着进入了部队驻地。

着陆后第三天,战斗正式打响。两个多小时后,空降部队全歼日军。

在四位“鸿翔部队”烈士遗骸的墓地,志愿者唐海辉讲述2018年5月19日遗骸挖掘时的情景。新京报记者吴江摄

老兵的遗憾

随着资料整理的深入,四名阵亡官兵的更多信息走入人们的视野。

周剑敌是“鸿翔部队”第二分队长,他的老部下李云棠说,周剑敌在转换阵地时,遭到日军狙击中弹牺牲;孙根长在遭到日军狙击后,曾经央求战友李云棠“补一枪”,让他“成仁取义”,但很快也断了气;章峰是南洋华侨,回国参加抗战,就此长眠故国。

身居台湾的“鸿翔部队”老兵李云棠,至今还保留着分队长周剑敌的一张照片。2019年1月24日,来自台湾的伞兵退役军官罗吉伦,找到了还健在的李云棠,收集了大量口述资料,并提供给了王延辉。

日军投降后,“鸿翔部队”被扩编成三个团,随着内战的到来,当年的战友自此分道扬镳。

战后,刘勋升任副连长,读了军校,1947年,他跟随伞兵第三团起义。同一年,李云棠跟随部队,登上了开往台湾的船。

如今,96岁的刘勋生活在沈阳,而李云棠生活在台中。那年之后,两人再没有见过面。

刘勋常常感叹,如果当年的战友们还在世,能看到日寇投降,“应该会非常慰藉”。

抗战胜利70余年后的今天,老兵刘勋的名字屡见报端。他说,自己一直有桩心事无法释怀,那就是黄埔军校第16期同学、二分队上尉分队长周剑敌,在台源寺战斗中牺牲,由于没有具体住址,军方一直没能找到他的家人。

罗吉伦曾在2018年11月8日来到明翰村祭拜英烈,王延辉说,看到罗吉伦一脸虔诚的鞠躬,自己“喉咙像卡住了什么似的”。

更多寻亲的故事或将上演。

周明来自广州,今年46岁的他,一直有一个习惯:从不拒绝任何一个未知来电。

他的外公曾是一名伞兵,祖籍浙江,参加过抗战。1945年,周明的母亲在南昌出生后,就被外公送给广东梅州一位军人寄养。

4具空降兵遗骸,有一位姓孙,浙江人,此外“也有一个梅州人”,这些巧合,让周明觉得“跟自己有些关联性”。

几年前,周明还曾前往海峡对岸寻找,并在台湾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信息,“但一无所获”。

看到遗骸挖掘的消息后,周明联系上了负责收殓的深圳龙越基金会。在经历了痕迹采集后,周明目前仍在等待配对结果。

也许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,他说,自己希望了却母亲的心愿,“74岁了,还没见过父母”。

而在湖南衡阳,志愿者仍在为4具遗骸寻找着亲属。在唐海辉心目中,目前最重要的事,就是烈士家属,让遗骸能够“有尊严地安葬”。

王延辉说,每一年清明节,自己都会带自己的妻儿去祭拜伞兵烈士。有一年,他忘了买纸花,便跑到山里找了几束野花,织成一个花环,7岁的儿子将花环轻放在墓碑旁,王延辉的妻子在烟雾缭绕的坟前撕着纸钱。

四位“鸿翔部队”烈士遗骸暂厝在当地居民的一个酒窖内,衡阳当地的三位志愿者前来祭拜。新京报记者吴江摄

停灵何处

遗骸出土后,被暂厝到当地村民家中的一个酒窖。通往存放点的道路两旁,鲜黄油菜花,在雨中静静开放。

“密闭空间,气温低,很适合保存”,站在阳光只能射进一米的酒窖中,王延辉皱着眉头。按照原计划,他们本准备对骸骨进行化学收殓,但因为资金问题作罢。

他将烟头扔进窖口的水坑,火星淬灭,转身点燃了地窖里两支白色蜡烛。随后,王延辉跟唐海辉并排站到了一起,向五个装有遗骸和遗物的透明塑料箱鞠了三躬。

地窖里是静默的,很快,烟雾便弥漫、填充了这间仅有4平方米大小的窖洞。

英烈的陵墓是原地安置,还是另选址开建,在当地一度有不同意见。王延辉说,原埋葬点所在的牧云组,民宅密集,空间狭小,并不具备建设陵园的条件。

明翰村另一个村民小组,干唐组的党支部书记陈长春则说,经讨论,村里后山有一块平整的土地,可开发使用,若将来建设陵园,“会全力支持”。

硝烟毕竟散去太久了,很多亲历者正在凋零。就在采访期间的3月5日凌晨,湖南江永县,“鸿翔部队”老兵义作琚突发急性胰腺炎,在家中去世,享年九十六岁。

根据公益组织统计,目前已掌握的“鸿翔部队”健在老兵仅剩11人,分布在两岸。

去年8月25日是中元节,唐海辉、王延辉带着10余名志愿者,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祭奠活动。两束白色菊花和9支蜡烛,被摆放在地窖两侧。

那天,唐海辉拉了个音响,在窖口外平整草地上,公放了一首马师恭填词曲的《伞兵歌》。歌词中,“遵守纪律,服从命令,奋勇杀敌,不惜牺牲”,响彻山谷。

唐海辉常常哼起这首《伞兵歌》——

“看朵朵的伞兵,点点流星,飘荡在美丽的天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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